来源：人大CMF
张 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任元明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
本文转载自5月30日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1270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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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并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重点改革任务。这是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层面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实际上，早在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在解读会议精神时就表示，从国内看，经济大循环还存在一些堵点，其中之一就是“部分新兴行业存在重复布局和内卷式竞争，一些行业产能过剩”。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指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这意味着，如何全面科学地看待中国“内卷式”竞争现象，并寻求破解之道已经成为前沿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因此，本文在深入分析“内卷式”竞争主要表现和特征及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复杂影响效应基础上，研究阐释中国“内卷式”竞争在政府和企业层面的核心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据此，提出破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有效治理模式和相应的改革举措，希望对我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所助益。
一、“内卷式”竞争的主要表现、内在特征及其对经济的复杂影响效应
（一）“内卷式”竞争及其内在特征分析
全面认识“内卷式”竞争的表现和特点，首先面临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是如何精准认识和理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含义?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核心概念是中国“内卷式”竞争，究竟“内卷”的是什么?从一般意义来说，所谓“内卷式”竞争就是围绕特定市场空间的低质竞争、重复竞争。本文认为，“内卷”的是价格，或者说是部分行业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策略的竞争，普遍依赖的是“低价”“杀价”甚至“无法获得正常市场平均利润率”“难以积累创新研发能力”式的价格竞争策略。对于中国部分行业普遍发生甚至逐步固化的这种具有“囚徒困境”式纳什均衡状态水平的“竞次竞争”格局(race to the bottom competition),需要从科学的系统性角度来分析“内卷式”竞争的核心内涵与内在特征。
依据本研究团队的长期实地调研和观察，本文将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核心内涵和内在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表现为“同质化竞争显著+低价格竞争模式盛行”的核心特征
要科学认识中国“内卷式”竞争的这一核心特征，不能脱离对中国多数行业内企业之间盛行同质化竞争行为的判断和理解。值得高度关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同质化竞争行为已经不仅仅在传统行业领域根深蒂固，已日益蔓延到部分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在中国被称为“新三样”的新能源汽车、锂动力电池和光伏产品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明显的同质化竞争现象。集中体现在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各级政府竞相通过制定各类政府发展规划和实施各种产业优惠政策，将“新三样”产业设定为地区内的主导产业和优先发展产业，最终结果是造成了中国各地区之间“新三样”行业的同质化竞争现象。由此深刻说明，同质化竞争不仅仅是中国产业竞争格局之中的某种突出现象，实质上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特色产业发展的政府干预机制体制问题，并已经演化成为影响中国高质量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里需要额外关注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是，同质化竞争行为往往集中表现在那些技术成熟度较高、行业市场增长机会明确、市场进入壁垒快速降低的特定行业或行业环节。相反，在那些技术不确定性高、行业市场增长机会不确定、市场进入壁垒高、需要前瞻性巨额投入研发创新的特定行业或行业环节，同质化竞争行为相对并不突出。而且，更为重要的特征事实是，在那些发生较为严重同质化竞争现象的行业之中，行业内企业普遍偏向于采取低价格竞争策略的共性行为模式，即行业内企业普遍出现了严重依赖低价格销售获得市场订单与企业市场生存和发展机会的策略行为，企业产品即便面临相对足够的国内外市场销售空间，但企业之间并不是依靠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要素积累渠道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也不是依靠新产品开发、产品质量提升、商业模式、营销渠道创新等市场手段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而是尽可能地普遍采用通过低价格市场销售拓展策略来获取国内外市场机会的行为模式。
2、表现为“行业内无序竞争格局突出+企业之间模仿跟随行为盛行”的核心特征
依据长期实地调研和深入观察，可以将中国多数行业内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行为模式归纳为典型的“一哄而上”或者“原子式”竞争模式,即一旦某个领先企业开发开拓了某种新产品或商业模式盈利机会，大量企业和资本采取针对领先企业产品或商业模式的模仿和同质化复制，迅速进入到该行业或该产品领域争夺快速增长的市场机会和行业短期的盈利机会。随着大量企业的市场进入，该产品或商业模式所带来的高盈利机会迅速耗散和平均化，导致领先企业针对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所花费的前期研发投入和市场开发成本，难以通过后续的市场规模扩张和产品高价格得到有效的收回和补偿，从而迫使中国多数行业陷入到“行业内无序竞争格局突出→企业之间模仿跟随行为盛行→企业研发投入能力弱化→行业同质化竞争状态强化固化→行业有序市场秩序缺位”的恶性循环模式之中。其中，可以深刻理解的关键在于，中国行业无序市场竞争状态的形成与固化与中国企业之间普遍盛行的模仿和同质化模仿扩散密切相关。换言之，中国企业之间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商业模式、新市场机会普遍偏好的模仿和跟随行为是造成行业无序市场竞争格局形成的主导因素，而中国多数行业内无序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也集中表现在行业内企业之间普遍盛行的模仿和跟随行为。二者相互作用，已经演变成为催生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现象凸显的重要因素。
3、表现为“行业层面产能利用率低下+产能过剩现象突出”的核心特征
客观而言，中国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的结果，已经造成了难以忽视的产能利用率低下和短期产能过剩现象。需要澄清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在本文看来，并不能由此将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直接等同于产能过剩，二者既有表面现象的相同之处，更有深层次形成机制方面的本质性差异。具体来看，产能过剩的含义是某个行业层面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供给数量绝对大于需求数量的现象。短期产能过剩的驱动因素比较复杂，既有经济周期导致的周期性产能过剩因素，也有供给侧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侧结构调整导致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动因；既有企业面临市场不确定所引发的短期波动式产能过剩因素，也有政府不合理干预政策刺激所造成的扭曲性产能过剩因素[5-8。然而，中国“内卷式”竞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某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短期下滑甚至短期产能过剩现象，但是，更需要关注到的基本特征事实是，即便在某些行业内没有明显发生产能过剩现象的前提下，甚至在某些行业仍然维持一定较高水平产能利用率的情形下，仍然发生了典型的行业“内卷式”竞争现象。最为典型的案例是，2024年中国电解铝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达到97%,接近行业产能利用率的正常上限。但是，电解铝行业恰恰是显著存在“内卷式”竞争现象的典型行业，突出表现在电解铝行业内主要企业的利润率剧烈波动现象和行业总体利润率相对低下现象。中国电解铝行业虽然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和成本优势最为显著的领先行业，但是，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和无序市场竞争格局问题并未得到彻底有效治理，突出表现为行业获得的整体长期利润总额并未达到合理水平的重要现象。
4、表现为“行业总体利润率低下+企业利润短期大幅度波动”的核心特征
本研究团队对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行业内代表性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通过多数企业所反映的共性问题来看，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具体表现，可以提炼和归纳为“卖得越多、越不挣钱”的特征事实和典型现象。这就深刻说明，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核心特征，表面上来看表现为行业内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和同质化竞争状态，甚至出现产能利用率下滑和具体领域短期产能过剩的现象，但是，从深层次来看，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核心特征，应该集中反映在行业总体利润率低下和企业利润短期大幅度剧烈波动的现象。从企业全生命产业周期的发展规律来看，能否在企业整体生命周期内维持一个稳定且合理的利润率水平，对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和正常运营至关重要，而短期大幅度剧烈波动的企业利润率和长期行业相对较低利润率，会严重影响和冲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这不仅仅会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策略造成严重负面冲击，更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使用决策产生难以忽略的根本性负面冲击，最终对企业谋求长期市场竞争优势造成严重负面冲击。因此，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所集中表现出来的“企业利润短期大幅度波动+行业总体利润率低下”的领域基本特征，是识别和判断中国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根本性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的明确判断是，要科学识别和判断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基本内涵和内在特征，需要从多维度来加以定义和理解。针对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核心内涵和内在特征，本文设计了以下分析框架，如图所示。
（二）行业“内卷式”竞争对中国经济的复杂影响效应
中国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可能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效应，需要客观辨析和理解，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单纯的负面效应或者是单纯的正面影响。在本文看来，“内卷式”竞争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效应。体现在：
一方面，“内卷式”竞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冲击，集中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国多数行业部门陷入到“模仿跟随行为盛行→企业研发投入动力弱化”的恶性循环路径，显著制约了中国新旧产业动能的正常转换进程，严重阻碍了资本向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部门的转移和集中。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处于新旧动能转换以及传统产业部门向新兴产业部门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培育和强化产业企业部门的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中国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体系，确保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的独立自主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新旧动能转换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程的成败。然而，中国众多行业之中普遍存在的“内卷式”竞争，对行业内企业造成的最显著负面冲击效应，突出表现为造成了行业内企业之间模仿和跟随行为的盛行，造成了行业内企业偏好于依靠低价格策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和市场占有率导向的生存发展模式固化，造成了多数行业内企业通过高价格产品市场销售策略回收和补偿前期巨额研发投入的负向激励效应，造成了多数行业内企业依靠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获得市场差异化竞争优势内在动力缺失的负向激励效应。最终迫使当前中国大量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堆积和沉淀在这些“内卷式”竞争比较突出的行业之中，阻碍了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向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部门的转移和集中。2024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65839亿元，同比增长3.3%，已经较大幅度低于中国同期的GDP同比增速水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包含农户)的50.17%，同比增速下降0.4%。民间资本投资动力的弱化，深刻反映了中国“内卷式”竞争对其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不能仅仅看到“内卷式”竞争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要看到其对中国产业全球竞争优势的快速确立所带来的正面激励效应。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是，中国特定行业的产能快速扩张与全球竞争优势的快速建立，是与中国“内卷式”竞争效应密切相关的。可将之描述为“中国‘内卷式’竞争→行业和企业层面规模经济快速形成→确立全球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优势→全球市场占有率快速上升→确立中国产业的全球独一无二规模竞争优势”的发展逻辑。这其中，难以忽略的是第一个传导环节，中国国内行业内以低成本低价格为主要手段的“内卷式”竞争行为，必然会倒逼国内企业尽量通过短期固定资产大规模投入来促进自身产能规模的短期快速扩张，进而在最短时期之内相比国内其他地区企业抢先获得产业外部规模经济和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从而率先确立企业在国内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国内市场占有率的快速提升。一旦企业在国内市场确立了低成本市场竞争优势，就必然会诱使这些企业利用国内低成本优势转向全球市场的快速渗透和扩张,进而逐步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所蕴含的独特规模经济及其背后的全球独一无二低成本优势，确立中国产业和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而且，中国企业和产业一旦确立了全球低成本竞争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就会牢牢树立这种源自于产业链供应链外部规模经济和企业自身内部规模经济共同构成的低成本优势，成为支撑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难以被替代和超越竞争优势源泉的核心力量。
二、中国“内卷式”竞争形成背后的政府干预逻辑及突出机制体制因素
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形成的背后，不仅仅反映出当前中国产业发展模式之中所存在的诸多政府不合理干预行为的重要问题，深层次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治理模式所蕴含的不可忽略的机制体制性障碍因素。本研究团队通过选取全国代表性地区的代表性行业和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深入观察，针对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形成进程之中的诸多政府不合理干预行为及其背后所蕴含共性因素，将之具体归纳和提炼为以下几方面：
（一）各级各地政府竞相实施的以财政资金补贴为主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产业培育扶持政策等手段，是导致中国多数行业“内卷式”竞争机制产生的核心原因。
前文构建的中国“内卷式”竞争基本特征的分析框架逻辑表明，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同质化竞争格局的形成和盛行。因此，要科学认识和理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首要的就是要理解中国各级政府的干预行为是如何诱发激发中国多数行业内的同质化竞争格局发生的。这其中，需要认清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中国行业内同质化竞争格局的形成与各级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以财政资金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干预手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容易理解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倘若不存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各类财政补贴政策和产业培育扶持政策干预，完全遵循市场有效竞争逻辑，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决策主体，在面临短期市场信息不完全的情形下，可能出现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扎堆”某个短期高利润产业或新兴产业的现象，进而产生特定行业内的短期同质化竞争现象。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激活和加剧，同质化竞争之中的失败者就会逐步退出，进而恢复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然而，在中国各级各地政府为了获取地区经济增长锦标赛优势的激励下，纷纷依赖各类税收返还和财政资金补贴为主的干预政策来招商引资和培育扶持本地区企业产业发展。这对中国“内卷式”竞争机制的影响效应表现在：
一方面，中国各级各地政府遵循“由上到下”逻辑的产业发展规划模式是诱发同质化竞争的核心因素。客观事实是，中国各级各地政府如何定位和布局自身地区的主导产业发展特别是新兴产业发展，基本上是依靠谋划和制定五年一轮的具有政府法定约束效应的地区发展规划和相应的产业发展规划。问题在于，地方产业规划所瞄准的不仅仅是扶持和强化当地既有产业，也需要前瞻性谋划和布局一批新产业。而多数地方政府谋划和布局地区新产业，基本上是完全遵循甚至照搬国家规划从国家层面所布局的新兴产业，强调和突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的坚决执行和具体落实。这里就导致的一个问题是，越是产业发展综合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在招商引资和培育壮大这些新兴产业领域的过程中，越是容易形成依赖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条件的困局。而客观事实是，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不同区域板块以及各省份地区甚至同一省份地区内各地区的要素禀赋、产业基础、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均存在相当的差异性特征。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针对地区内产业企业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各类产业干预政策，本质上是降低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尤其是降低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增强了企业短期盈利能力，缩短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回收周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投资和盈利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风险，这就会诱使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乃至金融资本快速进入到这些政府引导和鼓励发展的各项新兴产业领域，刺激了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同质化竞争格局的形成。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地方政府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各类产业政策，特别是针对长期经营不善企业和处于亏损状态企业的持续性巨额财政资金补贴，表面上是保住了地方短期就业和GDP,最终结果必然会严重干预和扭曲正常市场竞争的运行机制，突出表现在对经营不善企业和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企业市场退出和破产机制的严重干扰。中国各级各地政府对地区内企业的财政补贴，实质上延缓、阻碍甚至破坏了这些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企业甚至僵尸企业的市场正常退出和实施破产决策行为，是造成中国部分行业同质化竞争格局蔓延的不可忽略因素。
（二）中国部分行业企业陷入到依赖短期内尽快实现“规模经济—低成本优势”竞争模式陷阱，缺乏依靠持续性前期巨额研发投入和维持高成本研发团队能力来营造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激励动机，导致了“内卷式”竞争机制的形成。
笔者在实地调研中观察到的一个典型事实是，中国部分行业内同质化竞争格局的形成，低价格市场竞争行为的盛行、产能过剩现象频频发生等背后的关键驱动机制，与中国部分行业内企业陷入到依赖短期内尽快实现“规模经济一低成本优势”竞争模式陷阱密不可分。从中国企业之间竞争行为的内在逻辑来看，无论是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还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或者是从大中小规模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来看，并不是通过前期巨额研发投入来创造企业自身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形成基于企业研发投入所造成的产品差异化特征的垄断竞争性格局。相反，而是普遍陷入到依靠谁比谁更快实现、更能实现规模经济，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主导的“规模经济—低成本优势”竞争模式陷阱。针对先发企业或领先企业而言，核心竞争策略是尽快通过自身产能规模扩张，优先构建起在市场竞争中的绝对产能规模优势，依靠企业绝对领先的低成本优势来营造强大的市场进入壁垒，阻止其他企业的竞争追赶和市场进入。而针对后发企业或落后企业而言，与先发企业或领先企业仍然比拼的是谁的产能规模更大。产能规模越大意味着企业自身的绝对成本相对较低，就可以通过低价格竞争策略实现对领先企业既有市场竞争优势的赶超。由此可以断定，中国部分行业已经陷入到“规模经济—低成本优势”囚徒困境式的纳什均衡模式。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钢铁行业，2016—2018年期间，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行动去除了1.5亿吨钢材产能，然而，之后中国主要钢铁企业的产能持续扩张，造成中国总体钢铁产量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粗钢产量为10.05万吨，产能过剩现象再次凸显。需要客观认识到的是，中国各级政府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各类产业干预政策，核心的实施逻辑并不仅仅是降低企业投资和利润的未来风险，更是试图通过政府财政资金补贴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短期内的快速扩张，进而促进地区内企业产业产能规模的快速扩张。这既可以通过刺激企业自身固定资产投资的大规模投入，支撑地区作为GDP构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又能够促使企业尽快投产实现企业销售规模，支撑地区GDP增速。同时，又可以创造地区就业岗位和政府税收收入来源。因此，从这层意义来看，中国各级各地政府以财政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刺激和强化了中国部分行业内企业之间“依赖规模经济+偏好低成本市场竞争策略”发展模式的盛行和固化，是“内卷式”竞争格局形成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与此同时，中国部分行业内的这种普遍盛行和固化的“依赖规模经济+偏好低成本市场竞争策略”竞争模式，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企业之间同质化竞争和低价格竞争行为的盛行和固化。虽然这种模式有助于中国企业部门依靠自身规模经济基础获得全球低成本竞争优势，在特定产业产品领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为庞大，工业体系最为齐全的整体竞争优势。但是，其带来的负面代价也不容小觑，严重制约了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自主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尤其表现在对中国企业依赖自身前期巨额研发投入，特别是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来创造新产品、前沿技术产品、高质量产品、品牌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动力机制的削弱和抑制效应。
（三）特定类型企业所遭遇的源自机制体制层面的市场进入壁垒，是造成特定行业领域“内卷式”竞争日趋严重的重要因素。
可以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当前“内卷式”竞争效应比较突出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部门之中的中小微企业群体。这就深刻揭示出，中国“内卷式”竞争现象的发生、固化和蔓延，是与中国所有制类型这个重要制度层面参数变量密不可分的。一方面，难以否认的是，即便中国从顶层设计层面一直在强调针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公平市场准入和平等市场竞争条件。然而，笔者长期的实地调研和深入观察发现，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仍然程度不等地面临诸多显性或隐性市场进入壁垒，尤其表现在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进入到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关键领域所面临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直接或间接层面的制度性进入壁垒。这就迫使部分民营企业或民营资本被迫集聚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特定行业领域，难以通过实施巨额研发投入策略来获取企业差异性竞争优势，从而被锁定和固化在“依赖低成本竞争模式”和“模仿跟随行为盛行”为主的“内卷式”竞争严重的行业领域；另一方面，特别要注意的是，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试图摆脱同质化竞争和模仿跟随行为所造成的“内卷式”竞争格局，最为重要的途径或者说是唯一途径，只能通过自身前期持续性巨额研发投入来主动创造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以及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构成的垄断竞争优势。然而，中国国内市场普遍存在的企业物流成本高、应收货款长期拖欠、金融机构融资难融资贵、市场销售活动中仍然需要通过特定关系运营等一系列机制体制层面障碍因素所带来的高昂制度性交易成本，严重制约了企业通过持续性巨额研发投入渠道和自主创新能力构建途径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性功能的发挥。在这两个源自制度体制因素所构建的不平等市场进入壁垒和针对民营经济的高昂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作用之下，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国有经济部门能够获得相比民营经济部门更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资源条件，从而迫使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部门之中的中小微经济主体，集聚和沉淀在那些容易激发“内卷式”竞争行为的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部门。
（四）知产权保护和执行制度自身存在的多重缺陷是驱动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内在特征之一，突出表现为中国部分行业企业之间“模仿跟随行为+低价格市场竞争模式”的盛行与固化，尤其表现为企业之间普遍盛行且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产品设计等领域的模仿和跟随行为。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内卷式”竞争现象主要发生在那些“技术成熟度”比较高的行业。相反，在那些需要前期持续性巨额研发投入和高成本研发人员团队的行业领域却难以形成同质化竞争行为和低价格竞争行为。这其中，需要深入理解中国不同行业所面临的不同性质市场进入壁垒。客观事实是，构成市场进入壁垒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技术壁垒(巨额研发投入壁垒)、固定资产投资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壁垒。在那些“技术成熟度高”“市场增长空间和盈利机会明确”的行业之中，技术壁垒和固定资产投资壁垒并不会成为约束企业市场进入和阻碍同质化竞争现象的主要屏障。相反，只有低成本实施和执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方可成为约束企业之间模仿跟随行为和同质化竞争格局形成的关键工具。换言之，在缺乏缺位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的激励效应之下，既然企业不能依靠前期巨额研发投入策略来创造自身的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营造中国产业内的垄断竞争格局的形成，进而实现自身的创新收益最大化生存和发展，必然只能陷入到“依赖模仿跟随行为→攫取低成本竞争优势→采取‘以邻为壑’式竞争策略”的中国特色“内卷式”竞争模式陷阱。然而，笔者在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中发现，众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普遍反映的一个共性问题是中国企业之间普遍盛行以模仿跟随行为为主的侵犯知识产权现象，一旦某个企业投入前期研发资金开发出某种新产品、新生产工艺、新产品功能、新商业模式或开拓了国内外新销售市场，很快就会有大量企业跟随和模仿，而且跟随和模仿企业在不需要支付前期研发投资成本的情形下，往往能够生产出比研发企业成本更低的产品，进而利用低成本优势抢占研发企业的产品市场空间，迫使研发企业难以通过正常市场销售渠道获得前期研发投入的收回补偿。针对这种困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理论上是解决问题的最优策略。然而，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中国在专利、商标等领域的知识产权执行方面存在多重制度性缺陷，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异地起诉行为通常由于被起诉企业在当地所拥有的政商关联网络及各种显性或隐性地方保护主义，使得被侵权企业的裁决和赔偿诉求通常难以在有效时期内得到真正落实，即便被侵权企业赢了官司，也难以在有效期内获得有效赔偿，这极大地挫伤了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法的信任和使用；另一方面，即便不存在知识产权司法活动中的政商关联网络或者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但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存在认定难取证难、侵权损害认定弹性大、赔偿金额不确定以及赔偿金额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更有甚者，侵权企业往往会聘请律师拖延认定和裁决时间，造成被侵权企业往往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来应对各种法律程序，极大地挫伤了被侵权企业依靠法律途径来保障自身利益的行动动机。特别是针对那些创新性中小规模企业，更是难以支付如此巨额成本来合理主张和捍卫自身的知识产权权利。这就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层面助推了中国“内卷式”竞争机制的蔓延和固化。
（五）全球价值链体系乃至国内价值链体系所蕴含的独特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的形成。
倘若按照一般逻辑来理解，中国全面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使得中国本土企业能够利用更为庞大的国外需求市场构建规模经济优势，中国本土企业对国外需求市场的积极开拓和渗透，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企业在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同质化竞争行为和低价格竞争行为，进而成为缓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外部机制。然而，依据笔者的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贸易体系以及蕴含的利益分配机制，非但没有成为缓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外部机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助推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机制。其中的核心机制在于：一方面，从中国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构成来看，不容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中国全面实施对外资企业开放政策之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企业利用自身长期积累形成的技术优势、生产工艺领先优势、先进设备和先进零配件元器件优势，甚至低成本资金融资优势，迅速布局和抢占了中国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环节和关键配套环节，对比而言，多数处于创新研发劣势和技术劣势的中国本土企业被动地集中在那些产业链供应链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配套环节，被迫集中在市场进入门槛和技术壁垒较低的行业和环节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刺激中国国内行业本土企业之间“内卷式”竞争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更难以忽略的是，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最为核心的驱动机制仍然是发达国家企业和资本投资者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更大程度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国际大买家和资本拥有者，主动利用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成本劳动力和低约束的环境成本，将自身产业链供应链之中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和环境依赖环节转移和布局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为了确保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国际大买家和资本拥有者自身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和分工体系之中的利益最大化，有效保障其在全球贸易和分工利益分配格局之中的绝对控制权和分配权，针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所需要的国外核心原材料、关键零配件和国外产品订单，均倾向于采取垄断价格效应和纵向价格压榨效应策略，采取针对外包订单的企业分散竞争策略和强迫外包订单采购价格逐年压低策略，试图迫使中国的本土出口企业长期被限制或者压制在依赖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轨道之中。这显然是造成中国出口部门本土企业同质化竞争格局形成和低价格竞争策略盛行的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的龙头企业和国际大买家对从事外包订单生产和出口活动的中国本土企业所采取的纵向价格压榨行为，也逐步在中国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运行体制之中日益凸显和暴露。处于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的国内龙头企业和主导企业，利用自身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体系之中的控制地位和垄断势力，强迫为其提供零配件、元器件和其他配套材料产品的企业持续性降低供货产品价格，甚至采取长期拖欠应付账款策略来缓解自身资金链压力，事实上形成了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龙头企业和主导企业对配套企业和供应链企业的压榨效应，进而加剧了中国国内“内卷化”竞争格局的形成。
（六）部分居民群体真实收入水平下滑及增长乏力所带来的消费能力下降和消费层次降低，是激化当前中国“内卷式”竞争现象加剧的重要因素。
当前，针对中国“内卷式”竞争加剧现象的驱动机制，不能仅仅局限在以上各类因素的讨论层面，而是要科学认识到其与中国当前部分居民群体真实收入下降所造成的消费层次下降这个因素直接相关。事实上，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之中，必然会存在“收入结构→需求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市场竞争结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经济运行机制。这其中，收入结构对市场竞争结构的影响最为深刻，一国的收入结构最终会传导和影响到该国的产业结构以及相应的产业市场竞争结构。在那些低收入群体占比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多数消费者群体偏好的是“价低质低”或“价低质中”产品，那些依靠巨额研发投入所生产出的具有市场产品差异化特征的高质量高价格产品，难以获得国内消费者的接受和青睐，这就孕育产生了以依赖低成本竞争优势为主的“内卷式”竞争格局。基于此逻辑，当前中国部分行业内“内卷式”竞争的激化、加剧和蔓延，本质上与当前中国部分居民群体真实收入持续下滑和多数居民群体收入增长存在不确定这个因素直接相关。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发生了部分居民群体真实收入水平短期下降的突出现象。笔者的实地调研和统计分析发现：一方面，当前出现了公务员群体普遍降薪、国有企业部门就业员工大面积降薪、金融部门从业人员等群体大幅度降薪等突出现象，影响了国内至少6000万群体的中高收入群体的未来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实地调研发现，2023—2024年期间低收入群体和打工群体发生了自身真实收入水平短期显著下降的现象。例如，重庆市相对较低层次打工群体(服务业)的月薪，由疫情前的3000多元，普遍降低到疫情后的3000元以下。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显著消费层次降低甚至消费降级等现象，逐步渗透和传导到部分行业部门，必然会刺激和加剧了“内卷式”竞争程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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